快捷搜索:  美女    名称  交警  美食

中国私有化评述被束缚的资本主义

199IT数据中心微信账户:i199IT

译者:蝉翼轻扬

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一样,中国的公司在私营的情况下表现最好。但是在中国,国家的幽灵从未远去

1992年的诸城和顺德—一个位于北京的南边、一个位于香港的北边—-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标准,也称得上是极端贫困了。市属企业处在破产边缘,而它们的破产继而会导致整个城市破产。山东诸城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毛泽东第四任妻子、转制而教条的江青的故乡(江青于1991年死在狱中)。这个城市2/3的财政收入都被企业的亏损吞噬了。而位于广东省的顺德市,此时也是负债累累。

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正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银行系统伤透脑筋: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把它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诸城和顺德开始摆脱教条、古法以及施行了40年的失败政策,开始探索一条更好的出路。

1993年,大权在握的国务院批准了诸城和顺德提交的措辞谨慎的方案,这两个城市开始了它们的“改制”之路(改制是指改变现有制度并引入多样化的所有权结构)。更简单的表述就是:它们开始将私有化下辖的国有企业。只是,对于这种私有化的表述,中国政府至今不愿明说。诸城和顺德开始了这个国家改变国家-企业关系的初次尝试。如果江青还在的话,恐怕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起初,顺德和诸城将公司转交给现有的职工。1997年,抢在国家政策松动前,它们开始将公司直接卖给现有的管理层。这样做的结果工商业寻迅猛发展,这种大发展在顺德尤为明显:顺德当地两家企业在这个改制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一家原来的瓶盖加工厂和一家原来的鸭绒贸易公司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电企业之列,它们分别是美的和格兰仕。大量的厂房像野花一样盛开在原来的稻田和渔场之上。

改制带来的成功迹象导致了公司产权方面政策的松动。1995年,国务院施行了“抓大放小”政策(Retain the large, release the small)。1997年,国务院批准将企业所有权从中央政府让渡到地方政府,这样做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加速私有化进程。这一系列的改变为朱镕基总理在90年代后期重塑中国经济的巨大努力奠定了基础。

从短期看,朱镕基总理关停了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打破了多数城市民众赖以维持生存水准的铁饭碗(iron rice bowl),旨在唤醒沉睡中的中国经济。1995到2001年间,国有和国控的企业数量从120万家减少到46万8千家;城市中国有部门的工作岗位减少了3600万个、使城市就业率从59%跌落到32%。

从长期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卷入到这场私有化进程中,而私有化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着。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转型抑或倒闭、另一些企业建立,这背后都隐约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关于激励与结构的实验。

在一个2004年才把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且至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明确界定的国家,私有化仍旧是一个棘手的话题。许多完全私有的企业还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迅速发展着,但同时也尽力让自己淡出公众的视线。与此同时,中国各种各样的私有化实验造就了几类企业,它们至今仍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见表1)

表1:“看不见的手”,私有化企业的分类

私有化的分类

第一类私有化企业由银行、交通、能源和电信服务提供商构成,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仍旧类似于政府的部委。麦肯锡公司中国区总裁 Grodon Orr 把将此称作现代国家控制企业(state-controlled company)的1.0版。尽管这些巨型企业在国际上饱受瞩目,但它们仅占所有私有化企业的1%。

相比这些关键行业,政府和其他行业中企业的关系则显得更加间接和微妙。第二类私有化企业是那些由私有企业(通常是外资)和政府所支持的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在第三类私有化企业中,私人资本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产权,但是政府在其中仍旧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了影响力。最近,另一类私有化企业出现了,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地方政府投资到或直接创建私募基金来支持那些有望给政府带来就业机会和财务回报的公司。

与最初的庞然大物相比,现在的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依旧很大,但终归已经成为常规的企业了。它们纷纷进行结构和资本的重组,并重新命名自己的品牌。它们权益资本的一部分被卖给了公众,并在资本市场中进行交易。它们也建立了明细的公司架构:董事会、CEO、CFO以及其他管理层,一个不少;它们也定期发布财务报告,其中包含谨慎处理后的会计科目以及毫无新意的董事长致信。这些公司正在全球排名中稳步上升,这被视作中国工业化地位的标志。

然而,这些企业中很少有宣称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企业的。它们公开发行的股份通常不会超过总股本的30%;它们从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补助性的贷款;它们在政府的庇佑下低价获得土地、经常享受着垄断甚或是独占的市场地位。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从未远去:这些企业的高官均由政府指派,这其中包括由党委书记牵头的党委员会。

据知情人士透露,通常,这些企业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遵循政府的明确指令,而是根据高管们自身的预判:怎们做才能让自己获得上级部门的认可?高管们的事业前途取决于中组部(the party’s Organisational Department),它负责监督官方的人事任免。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高管们频繁地被调任先前监督他们的部委任职。因此,虽然明面上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似乎被切断了,但是这种控制却通过“推断命令”机制(Inferred Command)一直延续着。

这种模式使政府维系着对于关键经济部门的控制。特别地,这一模式还为耗资巨大的建设项目大开方便之门:比如高铁、钢厂、通信网络以及港口设施。

然而,有得必有失。在这种模式下充斥着大量的贪腐机会。监管者与被监管公司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意味着一些问题将被忽视,比如安全问题、比如经济效益。缺乏商业和利润导向通常意味着企业的员工的表现低效。而企业的高层那些轻松却又高薪的职务,往往为那些有关系的(Well Connected)人准备的。同时,在商业和监管方面的特权帮助这些企业将私营竞争者挤出市场。

从本质上讲,你很难争辩说:这些大型企业–银行也好、电信公司也好、石油公司也好–是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点和缺乏竞争者之外的原因吸引顾客的。而在国外,这些公司虽然体量巨大、而且一直寻求从国际合作中学习成长,但是距离政府所期望它们成为的全球领袖还相距甚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部分是因为这些公司与政府的天然联系限制了它们模仿国外跨国公司的程度,后者的高级管理层往往来自多个国家。

1990年代末,时任IBM国际运营部门负责人的John Thompson和他的一些同事在北京出席一个会议时应邀拜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江主席询问这些来自IBM的人士:IBM这样的大公司的集权化管理是怎样的?他还问到了美国的公司和法院是怎么处理“腐败问题”的–江主席说,中国正进行部委的私有化,腐败问题是当局关注的隐忧。几个月后,John Thompson 回忆道:“江主席还询问时任IBM首席执行官的Lou Gerstner是否愿意接待一个由国企执行官和部委部长组成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在位于纽约州的IBM执行力教育中心(IBM’s Executive-education Center)待了几天,然后前往美国其他公司去学习更多美国运行和监管资本主义的方法。”

但是,在IBM和中国的巨型国企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对于大多数成功的全球企业而言,培养所在国的经理、并让他们适时进入总部接任高层职务是一项优先工作。惟其如此,这家公司才能不光在外表、也在内里成为一家国际化公司。但是中国巨头们先天就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的领导只会是中国人。

关于这些企业绩效表现的证据都是模糊不清的,因为它们所处的经营环境是扭曲的:举个例子,假设有低廉的资金成本和特许权保护,即便是再懒的公司也能在利润和权益回报上有很好的表现。三位中国学者从2006年开始了一项关于私有化公司的绩效表现的广泛研究,并于近期在一篇工作论文中总结了他们的发现:从资产回报率和单位员工利润两个指标考察,那些将部分股份公开发行的公司的表现与那些完全没有私有化的公司的表现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没水喝

第二类的公司是合资企业,从数量上来看也很少(按照上述三位学者的样本,只占到2%)。这种合资公司往往是合资双方讨价还价的产物。通常,合资公司中私营资本方是希望进入体量巨大且迅猛增长的新兴经济体的西方公司。而作为交换,中国人从西方人那里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运营方法。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合作所带来的风险除了运营过程中双方意见发生分歧之外,更严重的是:一旦中国人获得了他们想要的知识,这些老外很有可能会被踢出局。

在中国汽车制造业目前已经有好几家著名的合资企业。但据一位汽车行业咨询师Michael Dunne,将西方合作者挤出去是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题中之义,而且事实上也偶有这种性质的事件发生。比如最近,政府推动西方企业拿出知识产权和出口权以组建“自主品牌”合资公司。2009年末,上汽集团增持了合资公司上汽通用1%的股权,获得了51%的合资企业控制权。

Gan、Guo、Xu三人的研究发现:合资公司和那些部分私有化的大型企业一样,并没有很好的财务表现。然而,汽车制造业的合资企业却是一个例外。标致-雪铁龙和通用汽车早期在中国的合资均告失败,但那早已是陈年往事了。目前共有超过20家汽车合资企业,尽管没办法获得具体的财务数据,但这些公司似乎都表现得不错。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相比其他行业,汽车制造业中的企业更多地以私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的形式运作。Dune先生给出了另一个解释:这是因为合资双方的动机。合资企业中的中方代表(当然是由政府任命)一般都不是汽车专业人士。他们在合资企业中的作用就是政治联络,而且可能最终会回到政府部门中任职。既然如此,他们自然没有兴趣去扰乱一个及创造效益又创造就业的合资企业。而外方汽车厂商的目标主要也是公司的成功经营。由此,合资双方的利益趋于一致,或者至少不会是相互冲突的。

同一套动机理论,也能解释为什么中方在获得了西方企业的技术、拥有大量资源及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却难以在创建自主品牌的道路上取得成功:领导们的前途取决于政治,而不是造车。

私营管理,党的影响

第三类企业绝大部分都在私人手中,其中包括最为成功的私有化企业:近一半落入了它们原先的经理们手中。根据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管理层收购完成私有化的企业在业绩表现方面远远优于巨型国企、合资企业以及通过其他私有化方式产生的公司(比如租赁/卖给外部人或者员工)。这种现象可能与另一项发现有关:政府控制的程度在这一类公司中相对较小。这类公司中,只有1%的企业国有股超过20%(所有样本企业平均国有持股比例为19%);仅有16%的企业中政府对于企业决策“有强大影响”(样本平均比例为31%)。对于这类企业,政府选择放弃所有权要求、以期获得更好的经营结果。但是,政府仍旧通过党代表等手段对这类企业施加影响。

想想政府对于三家自主品牌汽车制造企业-比亚迪、奇瑞和吉利-的影响。这三家企业仍旧处于政府的羽翼之下:外界普遍认为这三家企业从它们所在的省获得了巨额的财政支持(这一点西方汽车制造商也没能免俗);如果政府反对的话,这些企业的领袖势必也不能长久在位。但是这些企业毕竟不是政府控制的企业(State Controlled Companies),这一点不同于巨型国企和合资企业的中方部分。它们的老板并非政府任命的官员,而是追逐商业目标的能力非凡的商人。

在其他行业也存在着这种企业:两大通信设备巨头-华为和中兴;电脑生产企业-联想,中科院仍旧持有大量股份;电子厂商-TCL。这一类型的企业仍在持续增加,尽管它们不想上述企业这样广为人知。作为一项规则,这些企业所在行业都被认定为“战略行业”。战略行业几乎涵盖任何能源相关领域,不管是风能、太阳能还是储备能源;医疗设备、药物和科技领域也在此列。这些企业在多个方面受到政府保护,免受外资竞争者的侵蚀:研发补助;政府采购……一家外资医疗公司的相关人士透露,政府采购方往往开出这样的采购条款:延期一年付款–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有国有银行授信支持的国内供应商才有能力参与竞价了。

对于某些市场,国有实体尚未进入。在这些市场内的私营企业取得成功的企业颇具吸引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互联网领域:国家控制的新闻和广播电视提供商既有资源又有内容,理应取得成功,但事实却是它们在这个领域一点动静也没能弄出来。而来自私营互联网公司的动静则震耳欲聋。尽管外国互联网公司再次到处受限,但这个领域内仍旧竞争残酷–急智(Quick Wits)是在此取得成功是必须的。这些私营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按照西方公司的模式获取高额回报:股票或者期权。很多这些中国互联网公司,由于在国外上市、抑或是得到国外投资者的资助,可以从技术上看做是外国公司。这一点已经成为针对这些公司严厉批评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这些看似自由的公司也不得不看政府的脸色。它们模仿的对象在中国阻力重重、步履维艰。百度是中国互联网搜索领域的老大,从充当获取盗版产品渠道的过程中获利丰厚。阿里巴巴,一家电子商务服务商,曾利用中国的所有权法案从雅虎手中夺走了后者在阿里支付公司中的大量股份(Alipay,一家电子支付公司)。这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总是和谐的。北京市委近日就警告过社交媒体公司–新浪,职责后者在删除有损党誉的评论方面行动缓慢。近期国家媒体–CCTV播出的一档节目也对百度公司的商业模式大加挞伐。

回到城市

前述三类公司的成功催生了第四类私有化公司的发展。中国市级和省级政府官员已经成立了数以百计由市政支持的投资基金,旨在投资有发展前景的风险项目。根据一家研究和咨询公司Z-Ben Advisors提供的信息,这些基金中最大的一家叫做CDB资本(CDB Capital)。这家2009年刚刚成立的私募基金,现在已经募集了400亿元资金(约合63亿美元),而且将募集目标设定在600亿元人民币。

一些官方投资人引入了外资伙伴,这其中不乏像Blackstone、Carlyle和TPG这样的大型私募基金公司。Infinity Group是一家以色列风投公司,旗下12只基金中有10只与中国城市政府有直接联系。这家风投公司2004年开始尝试将以色列资金和中国政府及私人资金联合起来成立基金,现在已经在创建旨在将中国制造优势和以色列技术优势合二为一的企业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理论上来讲,国家扮演纯粹的金融投资者角色而非直接插手运营管理,就像十九年前的顺德、诸城模式那样,是可以多方获益的:让企业家而非官僚来运营企业。但是实践起来起来却从未这样理想。城市支持那些为当地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因此,工厂建在何处、研发放在哪里就会影响企业的兼并与出售。更糟的是,中国私募行业又一次成为了高官子女轻松获利的天堂。

另一件麻烦的事情在于,这些公共基金(Public fund)很少披露运营和投资回报状况。通过狡猾的安排,一些资金被用到了市镇工程建设和创造城市就业;而其他一些资金则更是成为了财务黑洞(Financial black holes)。同样让人困扰的是,在这些金融基金日益获得在政府青睐的同时,中国最具活力的领域——真正的私有企业,更加饱受冷落。

总的来看,国家的这些反复做法展现了中国政府不光抓紧经济控制,而且巧妙地延展控制力。至少,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构成了这个大规模经济体的一系列探索,并赋予中国经济某种深刻的含义。考虑到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这些含义同样也适用于整个世界经济。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这种模式是他们应该追随的路子。从十多年前顺德和诸城的改制探索起,中国经济一路走来。这一路上,政府始终掌控着经济进程。

摘自: 经济学人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